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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地主肯定不会甘心分摊人头税，但又无法违抗官府政令。那就转嫁给佃户呗，提高田租即可，反正能推就推。就像征收房租税，转嫁给租客便可，羊毛出在羊身上。

    你当清朝的摊丁入亩，就没有转嫁给佃户？

    即便如此，也有其进步性。

    粮食亩产就那么多，再如何转嫁人头税，也总有一个限度。把佃户全饿死了，地主找谁来耕种？

    桂萼和史道在吃透“王渊版一条鞭法”之后，立即招来左右参政和左右参议，让他们跟山东各府官员接洽，再由各府朝全省州县推行。

    没有立即征税，而是让各州县，上报田亩数量、人口数量和近十年的徭役花销。

    桂萼和史道，亲自带着一群文吏，敲打算盘制定各州县税役定额和纳税系数，今后一直按照这个额度收取。山东每户百姓，今后交税数额为：田产亩数乘以固定系数（1），再加，家中人口乘以固定系数（2）。

    固定系数各地不同，是通过总税额、人口、田亩计算的，这个计算由各省布政司进行。

    按理每年都要计算，虽然总税额不变，但人口却在变化。真实情况是，人口也基本不变，因为瞒报太多，州县官员难以统计、也懒得统计。

    但是，因为王渊增加土地纳税权重，瞒报人口越多，大地主分摊的人头税就越多。因此，大地主会逼着州县官员，尽量把隐匿人口统计在册。

    同时王渊更改政绩审查标准，因为农业赋税额度不变，不再把增加田赋作为衡量政绩的内容。将人口增加提到前面，在册人口增长越多，官员的政绩考评就越优秀。

    如此，地主为了少摊人头税，官员为了提高政绩，都愿意多多统计人口。

    而统计出来的人口越多，总税额又不变，分摊到每人身上的人头税就越少。这样宣传开来，邻居可能主动举报，某家隐瞒了人口云云。

    若不出什么差错，一条鞭法推广开来，大明的注册人口会越来越多，百姓平摊的税金会越来越少，实际达到摊丁入亩的部分效果。

    但是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大地主肯定通过各种手段，隐瞒自己新获得的土地。差吏也会瞒着州县官员，悄悄隐报人口数量，却按实际人口收取，多出来的那些揣到自己腰包。

    只能靠大明君臣，定期清查田亩，定期清查人口。

    国家是靠人来管理的，即便是现代社会，看似完美的法律制度，也会因为执行者而走样。

    王渊只能变当世法，尽量做得靠谱一些，管不了百年之后的吏治问题。

    至少，王渊给了地方官清查人口的动力，不像以前，地方官主动瞒报人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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